他十八，我二十八。

他骑单车从荆门到武汉，荣登武汉晚报，意犹未尽的他凌晨零点在七楼阳台吹萨克斯。我推荐他参加学校艺术团，在院元旦晚会上演出。

那一年，他叫我辅导员。

他十九，我二十九。

课间，他在物理老师的示例作业纸上画了大勾。我让他在晚点名教室走上讲台演讲，拉上他帮我批改支部积极分子的理论知识试卷。

那一年，他叫我李老师。

他二十，我三十。

他站站兢兢向我请假加入武汉自行车爱好者活动。我和他父母商量让他报名参加万人跑的公益项目，并接受他给我的自制CD。

那一年，他叫我蓓蓓老师。

他二十一，我三十一。

他再次骑单车来汉，晚点名未到。我派学生坐出租在近三环找到他。他摔了跤，不重，包包里满是他在自行车队西藏活动中给我的明信片照片。

那一年，他叫我蓓姐。

夏天又到了，我和我的“问题”学生都毕业了。

我成了一名母亲，学会了接受、宽容、认可和鼓励；

他成了一名研究生，收获了成长、自信、感激和分享。 

（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蓓供稿）